沈约在编撰《宋书》时，把陶渊明归入《隐逸》列传。可是若把陶渊明和《论语》中的“晨门”、“接舆”、“长沮”、“桀溺”等隐士相比，他的隐逸就不再显得纯粹，而是包蕴着一丝孤愤和无奈。这一点，只要读过他的《感士不遇赋》就能体会得到。和许多隐士不一样的是，陶渊明虽然过着隐居的生活，但他内心却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在政治上展露才华，因而曾五度出仕。尽管他在仕途上屡屡失意，他还是寄厚望于自己的儿子们，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能有所作为。可是现实中他的儿子们偏偏个个平庸无奇，这使他感到既生气又无奈。试看他的四言诗《命子》（作于公元389年）中的一段：

日居月诸，渐免于孩。

福不虚至，祸亦易来。

夙兴夜寐，愿尔斯才。

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。

陶渊明的性格过于浪漫，在立身行事方面也并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很难想象一个晚上无酒“不安寝”、早上无酒“不能起”（见其诗《止酒》）的父亲能成为孩子们的奋发向上的榜样。可是他还是要责备他们，再看他的五言诗《责子》（作于公元4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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